唐纳真实身份之谜
唐纳
江青前夫唐纳身份
作者：叶永烈
赵丹携手叶露茜，唐纳与蓝苹并肩，顾而已与杜小鹃同庆，六和塔见证了他们集体婚礼的温馨时刻。
重听27年采访录音
于2012年第10期《同舟共进》杂志中，我有幸拜读了贺越明先生的《唐纳：神秘的身份之谜》一文。从中可窥见，贺越明先生对江青前夫唐纳的政治身份进行了严谨的探讨，诸如其是否为中共党员，以及何时加入中共等问题。身为《江青传》的作者，我在阅读完毕后，于2012年10月24日向《同舟共进》的编辑郭芙秀小姐发送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——
郭小姐：
拜读贵刊对江青前夫唐纳同志中共党员身份的深入考证文章。事实上，唐纳虽然生前以巴黎天桥饭店老板的身份为人所知，实则他不仅是中共的秘密党员，更是一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工作者。正因如此，当唐纳归国之际，莅临接见的包括罗青长、叶选基等人物，他们均为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资深领导人。作者似乎并未完全掌握唐纳的详细背景。在撰写《江青传》的过程中，我曾对唐纳的真实身份进行过一番“考证”。
叶永烈 10-24
在《江青传》（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）中，我已对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进行了明确记载。1936年4月26日，唐纳与蓝苹（即江青）在杭州喜结连理。当时，唐纳实际上已加入共青团，不久后，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在探讨江青作为一位左翼文化工作者之际，我曾提及，她历经婚姻四次，所嫁的丈夫分别是俞启威（即黄敬）、唐纳、章泯以及毛泽东，他们皆系中共党员。
至于唐纳晚年的身份，他不仅身为中共的特别党员，更是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——这一身份的敏感性质，我在撰写《江青传》时便已知晓。然而，鉴于当时属于机密，我并未将其内容纳入书中。时至今日，随着时局的变迁，已至可以公开讲述之际。
在1986年8月7日，我采访了唐纳的至交好友夏其言，方才揭示了唐纳的真实身份。彼时的采访录音带，我后来将其数字化，并刻录于光盘之中。在着手撰写此文之际，我重新播放了那段录音，27年过去了，他的话语依旧显得格外清晰。
夏其言同志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的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编辑。不幸于2002年10月23日，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，享年88载。
忆往昔，距今已有二十七年时光。当时，闻悉唐纳的挚友夏其言先生在上海任职，我多次拨打电话，与他约定会面时间。遗憾的是，他要么正接待外宾，要么正忙于事务。终于在1986年8月7日，他抽出了宝贵的时间，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。虽然夏老听力略有不足，但他的身体十分健康，记忆力也极为清晰。自那以后，我有幸多次向他请教。
在20世纪30年代，王莹（左图）与蓝苹（即江青）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史枚对唐纳和夏其言影响深刻。
夏其言回忆道，他与唐纳的相识，实属偶然：夏其言原籍浙江定海。1927年，他于舟山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。随后，在1934年，恰逢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招募练习生。夏其言顺利通过了考试。与他一同考中的还有一位青年，名叫马骥善，两人志趣相投，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马骥善之兄，即马骥良，世人亦称其为唐纳。马骥良时常前往银行宿舍探望胞弟，其间与夏其言相识。夏其言亦习惯以“大哥”称呼马骥良，即便二人同年同岁。
在往昔，马骥良加入了“C．Y”，即共青团组织。而夏其言，则在努力求进，秘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。正因为此，两人相遇便觉得彼此有缘，谈得甚是投契。
夏其言曾言，每逢友人遭遇困境，马骥良总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彼时，夏其言正与一位佳人相恋，而那位佳人因家境贫寒，曾被迫与大资本家之子订下婚约。唐纳听闻夏其言的苦境，便乔装成律师，手提公文皮包，悄然来到资本家府上，以他那巧舌如簧的口才，成功说服了资本家之子，使他放弃了订婚的承诺。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夏其言，指着身边的夫人，不禁笑谈：“她便是当年的那位佳人！我们全体都感激唐纳那份无私的热心援助……”
马骥良再次站出来帮助那位非凡的朋友。夏其言回忆起，有一次马骥良神秘地告诉他：“我认识一位博学之士，他能传授你许多革命真理。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马骥良目光凝视着夏其言。夏其言立刻领会了他的暗示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我无所畏惧。”马骥良于是低声询问：“他无处安身，你能否收留他？”夏其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昔日，马骥良租住的是一处狭小的居所。与此同时，夏其言的父亲则在“十三层楼”——即如今的上海锦江饭店担任厨师。他们的住所位于不远的距离，坐落于长乐路怡安坊17号，那里是一幢石库门建筑，独门独户，出入自便。
数日之后，夏其言家中增添了一名年轻的“租客”。这位青年租客与夏其言同住一室。他与马骥良及夏其言年纪相仿，因此相处甚欢。他鲜少外出，整日闭门不出，以至于邻居们对马家竟有“租客”一无所知。所谓的“租客”，不过是夏其言用以向亲友掩饰的称谓而已。
这位“房客”名叫小琳，笔名则是史枚，她的真实姓名为佘其越，或佘增涛。她与马骥良同籍同窗，马骥良用“总角之交”一词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所谓的“总角之交”，指的是那些年少时的知己。这里的“总角”，指的是儿童时期所梳的发型，即那些稚气未脱的小髻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夏其言方才领悟到，佘其越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。在上海杨树浦开展活动时，他不幸被国民党警察逮捕，并被押解至苏州反省院。彼时，苏州反省院实行一种所谓的“假释放”制度：若能提供两家铺保，“犯人”便可在两个月内获得“假释放”，期满后需自行返回反省院继续关押。此制度的初衷，旨在让“犯人”感受“自由”的惬意，以期他们早日“反省”。然而，佘其越却把握住“假释放”的机会，成功逃离了！
佘其越向马骥良伸出援手之请。无人知晓，亦无神明察觉，他悄然隐居于夏其言的宅邸。国民党警察局虽然焦急万分，却也无法寻至夏家，毕竟在此之前，佘其越与夏家并无任何瓜葛。
佘其越以其卓越的写作才华而著称。在隐居的日子里，他创作了大量文章，均以“唐纳”为笔名，并由马骥良代为投递发表。而马骥良本人的作品亦署名“唐纳”。由此，“唐纳”这一笔名便成为了佘其越与马骥良共同使用的标志。起初，马骥良的笔名是“罗平”，但自频繁使用“唐纳”以来，众人便以此称呼他。渐渐地，“唐纳”等同于马骥良的代名词。在佘其越的夏家隐居期间，马骥良是其唯一的常客。按照时下人们的习惯，我们称马骥良为“唐纳”，而将佘其越更名为“史枚”。由于他的真实姓名已被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登记在册，佘其越改姓为史枚，并一直沿用此名，直至解放之后。
史枚与夏其言日夜相伴，向他传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，并指引他踏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在佘其越的感召下，夏其言于193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夏其言向笔者透露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。张承宗在解放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的职务。在夏其言之前，唐纳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。
自唐纳与蓝苹坠入爱河，蓝苹便频繁造访夏家。她曾慷慨赠送其主演话剧的门票予夏其言的弟妹和父母。不仅如此，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黄晨——笔者于1986年6月16日对她进行了访谈——以及蓝苹在环龙路租住的许家房东的保姆秦桂贞——笔者自1986年7月26日起对其进行了多次采访——均为蓝苹的挚友，亦常至夏家相聚。巧合的是，唐纳、蓝苹、史枚、夏其言、黄晨、秦桂贞均为同龄人，且不约而同地将史枚视为年长者。史枚因身为“C.P”（共产党）成员，加之其学者风范与稳重成熟，自然赢得了唐纳和夏其言的尊敬，蓝苹对他亦颇为敬重。即便与唐纳争执，蓝苹亦常至怡安坊，向史枚倾诉，请求他“裁决”两人的纷争。
夏其言记忆犹新，那日蓝苹与唐纳在史枚面前争吵不休，甚至大打出手，竟在夏其言的家中演出了这一幕。有一回，晨曦尚未来临，他和史枚正沉睡梦乡，突然，蓝苹发丝散乱地闯入家门。她刚步入室内，唐纳紧随其后，紧接着便是新一轮的激烈争执。
夏其言仍清晰地记得，那是在自家之中，史枚也在场，蓝苹猛然揪住唐纳的头发，将他头颅狠狠地撞击在墙上的一幕……
一日，在与史枚、唐纳、夏其言闲谈之际，蓝苹不经意间吐露了一句“名言”：“男思女，山高路远；女念男，隔屏相望。”这句话，或许便是她处世之道的真谛。而这句“名言”，使她接连征服了众多男性，每一步都朝着“独占鳌头”的目标稳步迈进。
蓝苹亦曾留下名言一句：“英雄人物铸就历史，若我未能成为英雄，便愿成为英雄永恒的伴侣。”正是基于这一“行为信条”，她最终倾心选择了毛泽东。
孤岛上海秘密行动
唐纳与蓝苹分道扬镳之际，日军正步步紧逼上海城。蓝苹辗转至济南与西安，最终于1937年8月抵达延安，彼时她改名为江青。与此同时，唐纳则在1937年年底抵达武汉，不久后亦抵达了被称为“陪都”的重庆。
赵丹见唐纳独自在山城，便有意将18岁的陈璐引荐给他。他对陈璐说道：“我有一位好友，很想认识你。”陈璐好奇地问这位好友是谁，赵丹随即向她详细讲述了唐纳的背景和性格。
陈璐清晰地记得，那是在1938年3月的一个午后，赵丹盛情款待，邀请她与唐纳一同在重庆的冠生园共进晚餐。初次见面，唐纳与陈璐便彼此倾心，他频繁地邀请她一同骑马，或是前往重庆南温泉畅游。唐纳亲昵地唤她“璐璐”，而她则亲切地称呼他为“罗平”。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为了铭记他们相识的地点，两人的婚礼亦在冠生园举行。
1938年10月，唐纳与陈璐途经越南河内，抵达香港。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，随后乘坐船只返回上海。彼时，上海正处于所谓的“孤岛时期”。自1937年8月13日的“8·13”淞沪会战爆发以来，日军已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北部区域，即现今的虹口和杨浦区，同时亦控制了上海周边地区。至此，仅剩上海法租界以及苏州河以南的那半个上海公共租界，被称作“华界”。而“华界”则沦为了日军围困中的孤岛。
唐纳与陈璐居于法租界内的海格路（现今的华山路）与江苏路的交汇处。唐纳以笔名“蒋旗”崭露头角，创作了多幕话剧《陈圆圆》，继而撰写了另一部多幕剧作《生路》。而陈璐在上海演绎着舞台生涯。唐纳为陈璐量身打造了艺名“红叶”。传闻中，“红叶”一词寓意与“蓝苹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1940年5月1日，陈璐迎来了他们的儿子，唐纳喜不自胜，为爱子取名为“马均实”，寓意“均等分享劳动的果实”——恰逢其出生之日的劳动节。唐纳亦为儿子赋予了一个亲切的乳名——“红儿”，这一昵称显然源自陈璐的艺名“红叶”。
在1998年2月21日，我于汉口对年已七十八载的陈璐女士及五十八岁的红儿进行了采访。陈璐女士透露，当时她对于唐纳的政治背景一无所知，仅知晓他行事神秘，常人难以窥其踪迹。曾有一次，唐纳向她郑重其事地表示：“若我一旦被捕，若你因此受到牵连，便宣称‘我早已与唐纳解除婚姻关系’！”陈璐听闻此言，心中不禁感到愕然。
不久后，意料之外的事件如期而至。记得那天清晨，她所居住的三楼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当时，唐纳不在家中，他已秘密前往重庆。陈璐、红儿和保姆留守上海。保姆开门后，门外竟站着一位法国巡捕。巡捕询问：“陈小姐在家吗？”陈璐随即走出。巡捕告知她需立刻前往巡捕房。陈璐感到惊讶，便假装用武汉话回应：“孩子还未来得及‘过早’呢！”这里的“过早”是武汉方言，意指“吃早餐”。然而，巡捕却坚持要求她立刻出发。
“你可知唐纳下落？”陈璐回答：“我与唐纳已分居多年，对他的行踪一无所知。”“大块头”面对这位对问题一无所答的陈小姐，无奈只得将她释放。
陈璐感激唐纳提前为她准备好了应对巡捕的“台词”，因而得以顺利通过。她抵达上海兰心大戏院，全身心投入到《天罗地网》的排练中。然而，她万万料想不到，没过多久，巡捕便再次找上了她。
此番光临巡捕所，那位“大块头”巡捕神色严峻。据巡捕秘密调查发现，她与唐纳并未办理离婚手续。因此，当她再次声称与唐纳解除婚姻关系时，“大块头”毫不留情地对她进行了拘押。她被拘禁在巡捕房中。她表示，唐纳目前不在上海，具体行踪她也不清楚。她坚称自己正忙于“上戏”事务。若她被羁押于此，无法前往剧院演出，那剧团的损失由谁承担？
经过数次审问，陈璐对唐纳的情况缄口不言。无奈之下，巡捕房将陈璐拘押了三天，最终只得再次将她释放。
踏入家门，陈璐迅速察觉到，门外始终有人暗中窥视，直至夜幕低垂，灯光熄灭，那名盯梢者方才离去。白沉（后于1955年执导电影《南岛风云》）前来看望她，并劝她速速将家中存放的进步书籍转移。陈璐随即与唐纳的“把兄弟”张静林商议，将这批书籍秘密地转移至其住所。
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未见唐纳归家，楼下的监视者方才悄然离去……
唐纳刚从重庆归来。陈璐向他透露了那场突如其来的惊恐。唐纳不禁微笑，原来他事先为她准备的“台词”竟然发挥了作用！他并未透露巡捕房为何对他如此“关注”的真正原因。直至多年之后，她方才得知，正是唐纳当时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，这才引起了巡捕房的特别注意。
难回巴黎定居
陈璐与唐纳的婚姻，仅仅持续了八载光阴。在重庆，唐纳邂逅了另一位演员康健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，开始了同居生活。然而，这段关系并未长久，因性格上的不和谐，唐纳与康健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。
抗战胜利之际，唐纳重返上海。受《文汇报》总经理严宝礼与总主笔徐铸成的盛情邀请，他加盟《文汇报》，担任了副总编辑一职。徐铸成此前曾在《大公报》供职，与唐纳曾共事，彼此间有着深厚的同事情谊。在此期间，唐纳改以“马季良”为名。
唐纳踏入陈璐的住所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她已与一位盐商喜结连理。尽管如此，唐纳仍不时探访红儿。
随后，在上海，唐纳再度卷入新的情感风波：1947年8月，他在一场由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邂逅了《自由论坛报》的年轻女记者陈润琼。陈小姐不仅貌美如花，且精通流利的英语，其才华横溢让唐纳瞬间为之神魂颠倒。正如唐纳自己所言，她简直“美得令人瞠目结舌”！
唐纳对陈小姐情有独钟，他不时地寄去一封封以蝇头小楷精心书写的情书。起初，他的热情与陈小姐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唐纳满怀爱意，而陈小姐却并无此意。陈小姐出身名门，她是福州人士，同时也是已故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位千金。自幼在家庭的熏陶下，她精通英语与法语。
1949年二月，陈小姐被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。此时，在香港担任《文汇报》总编辑的唐纳，毅然向报社递交了辞职书，并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。他先是加入了《纽约日报》的团队，继而又在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找到了工作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与陈小姐相聚。
唐纳看似是为了追求陈润琼而远渡重洋至美国，实则背后是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接连胜利。尽管他内心充满喜悦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他深知，蓝苹的报复心理极强，如今她已成为“第一夫人”。想当年，在上海，她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，抓住唐纳的头发，将他撞向墙壁。若唐纳继续留在国内，那心狠手辣的“第一夫人”不知会对他施行何种折磨！
正因如此，唐纳对陈润琼小姐一见钟情，追随她的足迹，从美国纽约一路追寻至法国巴黎，并在那里与她喜结连理，共同创办了天桥饭店。为了远离江青的势力，唐纳改名为“马绍章”，而陈润琼则采用了英文名字安娜。起初，在巴黎的华人社区中，众人只知道马绍章先生是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公使陈箓的“驸马”，却不知他曾是中共“第一夫人”的前任丈夫。
1952年12月23日，唐纳与陈润琼喜结连理。
唐纳身处国难之际，心系红儿的安危。据红儿向笔者透露，1953年，红儿从父亲在法国寄来的四百八十万旧法郎中，购置了一辆自行车。此外，唐纳还委托在上海的老友夏其言、许怀沙等人关照红儿。随后，叶露茜主动承担起照料红儿的重任。当时，叶露茜不仅要照顾她和赵丹所生的两个孩子，还要抚养她和杜宣所生的七个孩子，加上红儿，共计十个孩子。红儿在上海长宁中学就读。叶露茜担忧他年幼，难以自理生活，遂每月将三十元生活费交由学校教导主任保管。红儿如有需求，便以“条子”形式向教导主任申请经费。成年后，红儿进入上海《文汇报》社工作。鉴于唐纳曾担任该报总编辑，红儿在《文汇报》社得到了众多唐纳旧友的关照。红儿表示，在《文汇报》社，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工人，提起唐纳都无不充满敬意。此后，红儿又调至安徽、湖北工作。
在那个动荡的“文革”时期，唐纳幸而远居海外，使得那些狂热的“旗手”无法触及他，从而得以幸免于难。
中央调查部派他回国考察
直至1976年，江青沦为囚徒，唐纳方才得以重返故土，回国省亲。
夏其言曾言，在1979年的年初，他恰逢出差于北京，忽接报社党委来电，责令他即刻返回上海。
夏其言匆匆返回上海，方才得知“中调部”正在寻找他。
“中调部”，亦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。现今，大众多闻国家安全部之名，却鲜知中共中央调查部。正如其名所昭示，中共中央调查部隶属于中共中央，曾于1955年至1983年间，担任我国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情报机构。其前身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。1955年6月20日，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式宣告成立，首任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兼任，罗青长同志担任秘书长。自1983年7月1日起，以中共中央调查部为核心，与公安部反间谍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整合，共同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。
夏其言为何被“中调部”紧急召唤？原来，唐纳自离开中国大陆后，首次以马绍章的身份从巴黎返回国内。尽管在法国他已使用马绍章这个名字多年，但“中调部”在称呼夏其言时仍以唐纳相称。唐纳回国之际，接待他的正是中共中央调查部，他在法国的隐秘身份显而易见。
实际上，唐纳是在1978年的寒冬时节抵达了北京。在唐纳逗留期间，夏其言恰巧也因公出差至北京。然而，“中调部”并未在北京直接寻找夏其言，而是指示他返回上海，并依托组织渠道与他取得联系，安排夏其言在上海接待唐纳。
夏其言对唐纳将由“中调部”负责接待的消息感到意外，而“中调部”的干部则向他透露，此次行程对外严格保密，故要求他不得泄露唐纳的行踪，尤其鉴于他在新闻界的身份，更需谨慎。鉴于夏其言是唐纳在回国前希望见面的至交好友，“中调部”便通过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的党委，提前安排了与夏其言的会面。干部轻声告知夏其言：“唐纳已经重新入党了！”这里的“又”字，暗示着唐纳曾身为中共党员，后脱党，如今再次回归党籍。“中调部”的干部还特别提醒，在见到唐纳时，应称呼他为“马先生”。
“不过，他多次归来，行踪隐秘，未曾公开露面。”关于唐纳的特殊身份及其与“中调部”的关联，我未曾提及一字。
夏其言犹记，彼时“中调部”将唐纳安排入住上海东湖招待所。该招待所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东湖路，与繁华的淮海商业街仅一街之隔。最初，这里曾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私宅，后来转变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招待所。正是在此处，我采访了从北京而来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。陈云夫人于若木、张闻天夫人刘英来上海时，亦曾下榻于此。而今，该地已变身为东湖宾馆。
夏其言感慨万分，终于与久别三十年的老友唐纳重逢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此次，唐纳的夫人陈润琼亦一同出席，夏其言与陈润琼是首次相识。陈润琼女士气质高雅，宛若名媛，典型的大家闺秀风范。在夏其言的口中，唐纳被亲切地称为“老马”，而陈润琼则被尊称为“马太太”。
夏其言发现，唐纳似乎脱胎换骨，不复往日那般豪迈率真，如今言行举止变得格外小心谨慎。在与夏其言的交流中，他只愿意回忆往昔的旧情谊，对于在法国的种种经历却鲜少提及。尽管唐纳在上海的影坛与新闻界结识了众多好友，他却仅选择与郑君里夫人黄晨等寥寥几位老友相会。
郑君里夫妇及子女
郑君里与唐纳、蓝苹交情深厚。1936年4月26日，正值芳华的22岁唐纳与蓝苹，携手赵丹、叶露茜，以及顾而已、杜小鹃两对明星夫妇，于杭州六和塔共结连理。婚礼的证婚人乃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，日后亦成为赫赫有名的“七君子”之一，而婚礼的司仪则由郑君里担任。黄晨回忆道，彼时她与蓝苹以“阿黄”、“阿蓝”互称。两人看中同一块合心意的布料，便一同购得，裁剪成款式一致的两件衣衫，黄晨与蓝苹遂同日穿着亮相。
郑君里、沈君儒、李清。
黄晨向笔者透露，昔日上海电影圈内，袁牧之、郑君里、唐纳、赵丹四人情谊深厚，曾结为金兰之交。按年龄排序，袁牧之被尊称为大哥，郑君里为二哥，唐纳位列三哥，而赵丹则被亲切地唤作小弟。
黄晨说，在“文革”中，江青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（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场），要他交出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。1966年10月9日凌晨，位于上海淮海路的武康大厦3楼的郑君里家，遭到装扮成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大抄家，抄走日记、书信、手稿、相册等资料。不久，郑君里被捕入狱。郑君里心知肚明，这一切皆因他对“旗手”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……
黄晨表示，唐纳对郑君里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切同情，并感慨道，若他身处我国，或许境遇将比君里更加凄凉！
在黄晨的悉心陪同下，唐纳夫妇一同来到郑君里墓前，恭敬地献上了鲜花。
夏其言犹记，唐纳夫妇在上海逗留期间，未曾现身于公众视野。尽管唐纳对中国电影依旧怀有极大的热情，然而“中调部”的规定却限制了他前往电影院观影的权利（即便东湖电影院近在咫尺），他及夫人只得在东湖招待所内的专用放映室中，享受电影带来的愉悦。
唐纳在沪逗留期间，特地设宴款待久别重逢的老友们。夏其言及其夫人自然名列受邀名单。宴会上，夏其言仅见到了唐纳在沪的几位旧识，大约七、八人之多，其中包括了知名电影演员赵丹，以及黄晨。众人围坐一堂，畅饮啤酒。赵丹，这位当年促成唐纳与陈璐美好姻缘的“月老”，自然不便在陈润琼面前提及那段过往。而夏其言的妻子则回忆起当年唐纳饰演“大律师”一角，为她解除婚约的往事，引得唐纳开怀大笑。
夏其言的妻子盛情邀请唐纳夫妇到家中做客。此事本在情理之中，然而，令夏其言感到意外的是，唐纳却显得有些犹豫，并未欣然接受邀请。夏其言立刻想到，这或许与唐纳此行所遵守的保密规定有关。经过一番请示“中调部”，唐纳终于答应，与夫人一同来到了夏其言的家中。
叶剑英接见唐纳，意指重要会面。
唐纳此番归国之旅，恰逢1978年12月，在北京荣幸地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切接见。
凭借夏其言与黄晨的回忆，对叶剑英元帅为何接见“旅法华侨”唐纳的原因，便得以顺理成章地阐释。
1978年12月，叶剑英于北京会见了唐纳，罗青长（居右一）、叶选宁（位于左二）、叶选基（紧邻左一）亦一同参与此次会见。
在这张载入史册的影像中，叶剑英元帅身旁的罗青长，昔日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秘书长、副部长之职，并于1978年晋升为调查部部长。与之并肩而立的，是叶选宁与叶选基。叶选宁，叶剑英元帅之子，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的秘书。叶选基，叶剑英的侄子，笔者曾多次对其进行了采访。叶选基在“中调部”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。2009年5月31日，我在国家安全部上海某宾馆有幸与叶选基重逢，当时与会者中不乏他昔日“中调部”的老同事。至于叶剑英元帅，彼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，而中共中央调查部则直接隶属于他的领导之下。“旅法华侨”唐纳，实则系中共特别党员，也是“中调部”在法国的关键干部。他的归来，自然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自接见，此事在情理之中。陪同接见的，包括“中调部”部长罗青长和叶选基，这两人均在“中调部”工作过，他们清晰地阐明了此次接见的主题。
此外，需留意的是，此张照片中并未出现唐纳夫人陈润琼的身影。由此可推断，叶剑英元帅在接见唐纳时，唐纳所持的政治身份并非“旅法华侨”。若其身份确为“旅法华侨”，那么在参加接见时理应携夫人同行。因此，此次叶剑英元帅的接见，应被视为“中调部”内部的私密会面。
正因如此，那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面当时并未对外公开，相关照片亦未曾出现在媒体之上。直至30年后，在介绍叶剑英的生平事迹时，这张会见唐纳的照片才“偶然”被刊登出来，照片的说明依旧将唐纳称作“旅法华侨”，似乎与“中调部”并无直接关联。
无疑，唐纳在法国巴黎设立了天桥饭店，此地为各界名流云集之地。加之他依托老丈人的国民党背景作为掩护，无论是从职业还是身份上考量，都无疑是投身情报工作的理想选择。因此，没有人会质疑唐纳的身份，至多只是在提及他与蓝苹的过往时，玩笑一番罢了。
夏其言回忆，1985年9月，唐纳重返故土，此次行程系由国家国家安全部统筹安排。正如前文所述，自1983年7月1日起，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式更名为国家安全部。其中，“中调部”乃中共情报机构，而国家安全部则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情报机构。
此次归国，唐纳携夫人与女儿同行，国家安全部特意安排他们入住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——新锦江饭店的南楼。夏其言邂逅了唐纳之女马忆华，她毕业于一所医科大学，且交往的男友来自土耳其。那时，赵丹已离世，唐纳在上海仅与黄晨相会。
唐纳此番归来，在北京逗留了不短的时间。夏其言犹记得，那会儿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一员，远赴北欧四国进行访问，自上海抵达北京后，曾在北京饭店探望了唐纳。彼时，唐纳独自一人在此居住。待他自北欧归国，国家安全部便安排他前往承德休养。恰逢金秋时节，蟹肥美之际，两人得以重逢，共品大闸蟹。唐纳提及自己有意撰写回忆录，便请夏其言代为寻找散落的历史资料。
夏其言返抵上海后，便委托毛羽与徐怀沙协助唐纳搜集相关资料。同时，他也请笔者帮忙搜寻他在解放前创作的《祖国万岁》及《陈圆圆》等剧本。
不料，在唐纳的回忆录资料收集阶段，1988年8月23日，他不幸因肺癌在巴黎离世。